認識三芝--皇民化！
雨落下來的時候，田調才真正開始。
雨不是突然的，它像是早就約好了，從北海岸一路朝著淡水河口移動，越過山稜，在草埔尾的崙頂慢慢落下來。濕氣貼著地面，泥土的氣味被喚醒，腳步踩上去，聲音變得低沉，像是怕驚動什麼沉睡很久的東西。
1895 年，一個五歲的小女孩，就站在這樣的地方。
大人牽著她的手，指向遠方。淡水河口滿是船，密密麻麻，像浮在水面上的黑影。她其實看不太清楚，只知道那裡很遠，很吵。砲聲傳過來時，像悶在雲層裡的雷，沒有閃電，也沒有方向。大人們的臉色很緊，聲音壓得很低，一句一句，像是在討論一件非說不可、卻又不能讓孩子懂的事。
她不懂什麼是戰爭，只記得空氣裡那種不安的味道。
後來，大人們反覆提到一個奇怪的名字——
「日本人來了。」
那句話，像一顆種子，掉進時間裡。
她這一生，跨過了三個朝代。清國、日本國，還有戰後的中華民國。可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，「國家」這兩個字，並沒有那麼宏大。國家離他們太遠，遠到不如明天的飯、今天的雨、山裡的茶來得真實。
她是我的阿嬤，也是我做田野調查時，最早、最直接的資料來源。可惜，她留下的記憶並不多。時間在她身上，不是用年表刻下來的，而是用勞動、貧窮與日常慢慢磨掉的。她一生中最長的時段，是日治時期，但那並不意味著她「活在歷史裡」。她的世界很小，就在草埔尾的茶園、山路之間來回。
我們家很窮，窮到一種老一輩常說的程度——
「窮到沒有被鬼抓去。」
也許正因為這樣，很多國家意志並不是口號式的走進他們的生活。皇民化這樣的大政策，對他們而言，像是貼在牆上的標語，是遠方學校裡的事情，卻不是每天必須回應的命令。雖說窮，反而成了一層隔絕。不過他們的生活，還是被無形的思想與要求滲透了。
話說遠了。
回到田野，回到雨裡。
回到那個一直讓我卡住的問題——
日治時期，對三芝、淡水這些偏僻地區的人來說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資料不多，但也不是沒有。夠用，只限於「上課」。當年在社大開「認識三芝」，我曾經很認真地按照年代編排課綱：史前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清代、日本時代，一路講到中華民國。這樣的結構，看起來合理、完整，也很「教科書」。
直到第三個學期，我發現自己講不下去了。
一講到日治時期，就卡住。不是資料不足，而是說服不了自己。為什麼日本要在打敗清朝之後「非得要」取得台灣？我查過不少資料，也看過不少教科書，卻始終覺得——
動機太薄，說法太勉強。
那些文字，有一種共同的氣味：八股、重複、抄寫彼此。最後，我只能靠零星的日治資料硬撐，把課繼續上完。前前後後，讓一整個班的同學，陪我在這條模糊的路上繞了好幾年。
直到我決定放棄那種上法。
真正讓我重新思考的，是很多年前老梅的謝金富先生。他憑著記憶，用畫，把自己童年——也就是日治時期——的生活畫下來。庄役場、教室、老師、制服、規矩、儀式，一筆一畫，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，只有身體記得的日常。
尤其是皇民化底下的生活。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問題不在「你要為帝國做什麼」，而在生活裡「被要求做什麼」，無感到像煮菜放的油、鹽，加多、加少都可以，但是你一輩子離不開。
我腦中浮現出一些口號——
誓死效忠天皇
服從日本帝國
擊滅米英列強
大東亞共榮圈
然後，又浮現出另一組——
那是當年我在部隊早晚點名時要喊的口號。
奉行領袖遺志
服從政府領導
消滅萬惡共匪
解救大陸同胞
我突然停下來，站在雨裡。
這兩組口號，有什麼不同？
雨還在下，田野沒有給我答案。
但那一刻我知道，皇民化不是一段結束的歷史，而是一種不斷更換語言，卻從未真正離開的結構。
日本國在用，中華民國也在用。甚麼時候結束？
雨水滲進泥土，也滲進記憶。
田野調查，不只是找資料，
而是在這樣的雨天裡，聽見時間，還在我們腳下，悄悄發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