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學，現在與未來的對話！

 認識三芝-地方學，現在與未來；2026年與2126年的對話！

如果說，地方學最終的目的和用途是

「整理與思考出一種在地人認識家鄉的方式」。

「服務在地的居民」。

「厚植在地的文化厚度」。

「創造在地人的自信心與氣質」。

那麼

2026年的我，把地方學當成一種慢慢走路的方式。

不是為了趕上時代，而是怕在快速前進的時候，忘了腳下這塊土地曾經怎麼呼吸。於是我整理、書寫、踏查，把零散的故事、一段段地名、一道道水路與田埂，輕輕放回它們原本該在的位置。那時候的我們，還在學著怎麼「好好住在這裡」，怎麼用自己的語言，重新認識家鄉。

我常想像，2126年的某一天，你——住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，翻開這些資料。你會不會在泛黃的文字裡停下來，抬頭望向窗外的河、山或街道，然後在心裡問我一句：「那你們的2026年，還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我恐怕無法完整回答你。

因為我留下的，不是全知的紀錄，而是當時能力所及的極限。是我能走到的路、問到的人、理解到的層次。那些沒有被寫下來的，是生活本身——人們的疲憊、猶豫、掙扎與日常的選擇，往往比任何年表都更真實，卻也更容易被時間帶走。

但有幾件事，我想你應該能從字裡行間感覺得到。

你會知道，2026年的我們，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學。不是因為它能立刻改變什麼，而是因為它讓在地的人，開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住的地方；開始知道，原來家鄉不是「別人說的那樣」，而是「我親身理解的這樣」。

你會看到，我們試著服務在地的居民，不是用宏大的口號，而是用一次次踏查、一堂堂課、一段段書寫，把知識放回生活，把歷史交還給日常。

你也會察覺，那是一個仍在累積文化厚度的年代。厚度不是高度，不是規模，而是時間一層一層沉積下來的重量。我們知道這件事急不得，所以只能慢慢做。

至於自信與氣質，那並不是寫在計畫書裡的成果。它藏在那些開始敢說「這是我的地方」的人身上，藏在能夠平靜談論過去、也不急著否定未來的語氣裡。

如果你問我，2026年還發生了什麼？

我只能誠實地說： 那是一個開始意識到「必須留下什麼」的年代。 也是一個明白「留下的一定不完整」的年代。

而你，2126年的你，能夠提出這個問題，本身就已經證明了一件事——這些不完整的資料，至少還活著，還在被閱讀，還在繼續和未來對話。

地方學從來不是為了給出最後答案。
它真正做的，是在時間之中，為一個地方，留下能被下一個世代接住的提問。

把這段跨越一百年的對話寫完，本身就是一種地方學的實踐。把2026 年地方學的心思與自覺寫下來。這樣的文字，已經不只是說明「地方學是什麼」，而是替 2126 年的人，留下了一個可以回望、也可以繼續追問的起點。

下雨天的田調，皇民化！

 認識三芝--皇民化！

起立、敬禮、坐下是尊師重道？還是對老師的後面，講台上的畫像敬禮？

問題不在「你要為帝國做什麼」，而在生活裡「被要求做什麼」，有時候無感到像煮菜放的油、鹽，加多、加少都可以，但是你一輩子離不開。

雨落下來的時候，田調才真正開始。

雨不是突然的，它像是早就約好了，從北海岸一路朝著淡水河口移動，越過山稜，在草埔尾的崙頂慢慢落下來。濕氣貼著地面，泥土的氣味被喚醒，腳步踩上去，聲音變得低沉，像是怕驚動什麼沉睡很久的東西。

1895 年，一個五歲的小女孩，就站在這樣的地方。

大人牽著她的手，指向遠方。淡水河口滿是船，密密麻麻，像浮在水面上的黑影。她其實看不太清楚，只知道那裡很遠，很吵。砲聲傳過來時，像悶在雲層裡的雷，沒有閃電，也沒有方向。大人們的臉色很緊，聲音壓得很低，一句一句，像是在討論一件非說不可、卻又不能讓孩子懂的事。

她不懂什麼是戰爭，只記得空氣裡那種不安的味道。

後來，大人們反覆提到一個奇怪的名字——
「日本人來了。」

那句話，像一顆種子，掉進時間裡。

她這一生，跨過了三個朝代。清國、日本國，還有戰後的中華民國。可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，「國家」這兩個字，並沒有那麼宏大。國家離他們太遠，遠到不如明天的飯、今天的雨、山裡的茶來得真實。

她是我的阿嬤，也是我做田野調查時，最早、最直接的資料來源。可惜，她留下的記憶並不多。時間在她身上，不是用年表刻下來的，而是用勞動、貧窮與日常慢慢磨掉的。她一生中最長的時段，是日治時期，但那並不意味著她「活在歷史裡」。她的世界很小，就在草埔尾的茶園、山路之間來回。

我們家很窮，窮到一種老一輩常說的程度——
「窮到沒有被鬼抓去。」

也許正因為這樣，很多國家意志並不是口號式的走進他們的生活。皇民化這樣的大政策，對他們而言，像是貼在牆上的標語，是遠方學校裡的事情，卻不是每天必須回應的命令。雖說窮，反而成了一層隔絕。不過他們的生活，還是被無形的思想與要求滲透了。

話說遠了。

回到田野，回到雨裡。
回到那個一直讓我卡住的問題——
日治時期，對三芝、淡水這些偏僻地區的人來說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資料不多，但也不是沒有。夠用，只限於「上課」。當年在社大開「認識三芝」，我曾經很認真地按照年代編排課綱：史前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清代、日本時代，一路講到中華民國。這樣的結構，看起來合理、完整，也很「教科書」。

直到第三個學期，我發現自己講不下去了。

一講到日治時期，就卡住。不是資料不足，而是說服不了自己。為什麼日本要在打敗清朝之後「非得要」取得台灣？我查過不少資料，也看過不少教科書，卻始終覺得——
動機太薄，說法太勉強。

那些文字，有一種共同的氣味：八股、重複、抄寫彼此。最後，我只能靠零星的日治資料硬撐，把課繼續上完。前前後後，讓一整個班的同學，陪我在這條模糊的路上繞了好幾年。

直到我決定放棄那種上法。

真正讓我重新思考的，是很多年前老梅的謝金富先生。他憑著記憶，用畫，把自己童年——也就是日治時期——的生活畫下來。庄役場、教室、老師、制服、規矩、儀式，一筆一畫，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，只有身體記得的日常。

尤其是皇民化底下的生活。
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問題不在「你要為帝國做什麼」，而在生活裡「被要求做什麼」，無感到像煮菜放的油、鹽，加多、加少都可以，但是你一輩子離不開。

我腦中浮現出一些口號——

誓死效忠天皇
服從日本帝國
擊滅米英列強
大東亞共榮圈

然後，又浮現出另一組——

那是當年我在部隊早晚點名時要喊的口號。

奉行領袖遺志
服從政府領導
消滅萬惡共匪
解救大陸同胞

我突然停下來，站在雨裡。

這兩組口號，有什麼不同？

雨還在下，田野沒有給我答案。
但那一刻我知道，皇民化不是一段結束的歷史，而是一種不斷更換語言，卻從未真正離開的結構。

日本國在用，中華民國也在用。甚麼時候結束？

雨水滲進泥土，也滲進記憶。
田野調查，不只是找資料，
而是在這樣的雨天裡，聽見時間，還在我們腳下，悄悄發聲。

智成忠義宮前殿是古蹟嗎？

認識三芝-智成忠義宮前殿是古蹟嗎？

這這句話很明顯的答案不算是。既然不是古蹟，那麼他代表什麼意義？

拆掉的，是我們這個世代可以留下來的回憶。

現在的小孩子，等他們30年後，再來看這裡的時候意義已經不存在了。

所以我們這一代就要說得很清楚，否則這些留下來的照片對他們來講只不過是一棟建築物。

印象中那一次重建件，大概是民國60年代。想想也是五十幾年前的事了，印象最深刻的，那時候楊麗花知名度已經非常高了，從歌仔戲跨足到另外一個領域就是電影。她拍的第一部電影應該稱做應該是「雙姝記」，除了還楊麗花另一個女主角是柳青。那時候的室內布景在三陽大戲院。其中有一段外景，就是晚上在宮的右廂房拍的。但是只拍了一小段而已，因為屋頂被踩壞了，所以就不借給他們拍電影。另外還有一段外景是在現在的埔頭橋，那時候很多人跑到那邊去看明星，唯一有印象的是柳青還有阿西，資深諧星阿西（楊坤灶）是女星楊繡惠的爸爸。記得那時侯盧添順先生曾經想請楊麗花在福成宮戲台演一齣戲，不過聽到索價4萬元一天之後就婉謝了。

另外就是民國68年蔣經國總統和政務委員李登輝蒞臨。畢竟民國67年-90年，兩位共執掌了中華民國23年的總統，這不是太子賓館之類能比擬的。

在現在主殿的地方以前造山景花園，現在門口的空地，以前也是一個日式的造景花園。

該回憶的都已經寫了。

現在來說這間前殿的意義，既然不是古蹟那麼算什麼？簡單地說那是鸞堂的建築型態。並不是說鸞堂信仰的建築一定要蓋成這個樣子，但是對智成忠義宮來講，這已經是最後的表現型態，華麗轉身之後，再也沒有鸞堂的身影了。不過這不是重點，因為在現在的主殿蓋了之後，就已經走入道教神明的系統，這是轉型沒有對錯。

二十幾年前曾經訪問過張添財；扶鸞和乩童有何不同？鸞生是訓練出來的，很難，如是說。難的是要如何產生和解釋「境」；境，是扶鸞的過程中，鸞生會看到像電影螢幕上的影像。看到境之後還要判讀是不是神給你的境(訊號)，確認之後(濾波)，再來是解讀。